市委第一巡察组向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和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反馈巡察情况
发展权与生存权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拥有不可放弃的权利，而对于微不足道的利益，我们拥有可放弃的权利。在拉兹的权利理论中，利益是终极价值，它为权利、义务以及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自然权利是先于制度的。而自霍布斯以降的政治哲学家则主张自然权利的基础地位，自然法是为自然权利服务的。如果权利拥有者选择行使他的权利，那么其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样，他开始考虑，哪些东西能够作为道德权利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比如说，每个人都关切自己的利益并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一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自由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困惑来自权利的不同表述。
第三，某个人拥有某种权利，这意味着这个人有能力要求行使或者放弃行使这种权利。其次，一个人有很多利益，有大有小，有重要的也有微不足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某种利益对某个人非常重要，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更多地是在强调法律方法层面的目的性扩张解释、运用类推思维弥补法律空白、利益衡量，以及法律实质推理、价值衡量、利益衡量、利益衡平，等等能动的法律方法。
如在马青诉古南都酒店等人参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就运用常识、常理作出了事实认定。而倡导司法克制主义的人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应该进行的限制，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第三，中国司法传统中缺乏司法职业化传统。那就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司法职业化与司法能动化冲突与融合的难题。
（二）司法能动主张的可能贡献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职业化理论对于司法能动主义的警惕，固然有其合理性。第三，倡导提高法律效率。
如果把司法能动限定为政治意义上的司法能动，我们会发现，比起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性司法能动，当下中国司法中探索和实践司法能动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似乎没有统一的模式。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把人民群众的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和评判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这种意义上的司法能动观，显然是在对美国近现代司法能动观翻版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扩张理解。这种版本的司法能动是官方的主要主张，该主张虽然也强调司法裁判方法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但是，更多地是在强调司法能动的政治品格。
也即，中国司法对司法能动这一语词在积极接受（或者叫移植）的同时，就开始实践了。一个没有基本司法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仅有‘法官称号的人，即使正派、人品好，也不可能有效抵抗不恰当的和非程序化的影响，相反可能被各种社会思潮席卷。司法能动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只可以成为辅助性的原则或例外原则。简单说来，司法克制有助于在全社会累积一种按规则办事的良性传统。
3．不受政治压力影响（终身制）;4．具有高度的社会正义使命感。其三，在司法方法上，不再完全固守逻辑推理，已经开始采取衡平司法、实质推理、价值衡量、利益考量等方法。
（三）中国的司法需要同时完成法律职业化和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司法既不可能是欧陆司法的翻版，或亦步亦趋地步美国司法后尘去走美国式的司法能动主义的道路，也不可能完全是法学家所言说的严格司法、概念法学或者司法克制。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进行巡回审判，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使审判工作真正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司法能动的优势主要在于：1.填补立法的不足，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司法能动在中国并非属于天然地应当受到限制或者打压的理论主张，人们需要做的是，在理论上认真回应并在实践中有效解决司法能动者提出的法律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责难、非议或者抵制。而且，中国司法对于司法能动的引入，仅仅是政治符号意义上的而非全面、系统的制度建构。而对于司法能动主义者实质法律推理的方法取向，司法克制主义者甚至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司法克制照样可以实现司法的衡平目标，司法能动对于司法裁判来说是多余的。第二，司法职业化符合司法的发展规律，也是现代司法的必然发展方向。王德钦诉杨德胜、沪州市汽车二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法院通过扩大解释，阐明《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既包括死者生前实际抚养的人，也包括应当由死者抚养，但因为死亡事故发生，死者尚未抚养的子女。
虽然沃尔夫主张，对于司法能动的全面审视除了应当考察司法审查和最高法院的案件外，还需要关注普通法律解释以及低层联邦法院的审判实践。解决个案存在的纠纷，从来都是司法首先要面对的任务。
显然，许多问题已经不属于单纯的司法案件裁判问题了，如严惩司法腐败就不是一个司法方法问题。如，当事人往往不管所谓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形式合法性与理性正义，而只要求客观公正。
五、司法能动是否可能——中国司法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双重难题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承认司法能动在政治的考量上是正确的、必要的、适度的，对中国当代的司法现状、社会的司法需求等司法病症的把脉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下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能动是否可能。在司法哲学的实用主义取向上，中国和美国是相同的。
换句话说，司法必须同时完成自身的职业化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治任务，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持续和谐稳定提供司法保障"。（四）追求实质正义，程序虚无主义。（2)稳定、发展相互协调的社会需求，是司法能动的社会基础。原因还在于：（一）司法能动的内含不清中国的司法能动，既没有经过系统严密的逻辑理论论证，也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经验检验，更不是在移植性地系统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迈向司法能动的。
其二，赋予法院更多的角色。因此，在中国的法律职业化远未建立起来的背景下，如果放大能动司法的政治功能，从当下来说则会严重消解和解构中国的法律职业化。
但是，缺乏标准的能动司法却是以破坏更大法治的目标为代价、以违背司法规律为代价的，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在适用法律时，到底是解释还是立法。
因为，即便是美国的司法能动观，主张的也是扩大受理范围，而非缩小案件受理范围，更不是选择性地受理案件。而且，中国的司法实践部门、法学理论界所讲的司法能动，与美国司法实践中所讲的司法能动，均存在很大差异。
其一，如果说司法能动的核心就是要在法官心中强制性植入一种司法理念—为民司法、廉洁司法、公正司法、准确司法、衡平司法的话，则应当说，这是一种要求非常高的司法境界。如在贾国宇案件中的判决首次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是采用开放性的姿态来处理民事纠纷。利益衡量方法在新字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和顾然地诉巨星物业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纠纷案也被法官运用。
司法能动促使法官为了推动新的进步的社会政策偏离严格遵循先例的原则，司法能动主义的共同标志是法官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社会工程师而不是单纯适用规则的法官。这一理论开创于20世纪50年代，它强调司法部门对政治运作中超出宪法内容的事物的价值加以评价，以确认其是否合宪。
如果按照美国司法能动的经验和准则去衡量和要求，下述条件是中国法官必须满足的素质：1．良好的法律素养，前提是法官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司法能动具有下述特点：其一，通过法律解释，赋予规则以新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大多是立法者所要表述的含义或法律文本的既有含义，只不过法官把它们揭示出来而已。
主要以王胜俊大法官对司法民主的重述和阐释而公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为代表：其一，人民法院的本质是人民性。只有通过法律职业化，才能够训练出一代又一代高素养的法官，也只有通过法律职业化，才能够提升法官群体应对各种复杂社会难题的能力。